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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土地改革進入關鍵窗口期以地謀發展已經走到盡頭

    作者: 揭陽房產網 更新時間: 2020年05月01日 02:04:49 游覽量: 199

    簡述:

    城市化成本、城市發展的融資成本正在快速上升,土地的估值和升值情況難以支撐地方債務的償還,以土地促城市化


      在法律制度層面,2018年12月23日,第十三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七次會議審議《中華人民共和國農村土地承包法修正案(草案)》、《〈中華人民共和國土地管理法〉、〈中華人民共和國城市房地產管理法〉修正案(草案)》,意味著“上層建筑”即將迎來變化。



      在實踐試點層面,農村土地制度改革在總結經驗的同時,被認為還應進一步深化,“三塊地”試點將再次延期一年。



      在這一關鍵的時間點上,土地改革方向在何方? 21世紀經濟報道專訪了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教授、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農村經濟研究部原副部長劉守英。



      劉守英認為,“以地謀發展”的模式已經走到盡頭,土地改革正迎來最關鍵的窗口期。而農村土地改革的核心,就是要實現農村土地權利體系的完整一致,將不同類型的農村土地的權利打通。



      以地謀發展弊端顯現



      《21世紀》:你在新書《土地制度與中國發展》中提到,中國“以地謀發展模式的弊端顯現”,這些弊端具體是指什么?何以判斷走到了盡頭?



      劉守英:以地謀發展模式有三種特征。



      第一是“以土地保增長”,通過施行土地征收制度,地方政府獨家土地出讓,對有發展機會的區域,以土地寬供應促增長。第二是“以土地促工業化”,就是在園區優化工業用地配置的方式來推動工業化,具體就是在園區以土地優惠作為招商引資的普遍手段,吸引企業,并以土地為工具進行園區基礎設施建設。第三是“以土地促城市化”,就是以土地招拍掛制度和土地抵押融資,將土地資本化,為城市建設提供資金。



      這種模式走到盡頭,主要也體現在三個方面。



      一是隨著經濟發展階段的變化,土地的經濟發動機功能減弱,土地與經濟發展的關系從供給導向轉變為需求導向。這其中有兩個關鍵的時間點,2010年和2013年。數據顯示,2010年之后,增加土地供應對GDP拉動的邊際作用開始減弱,經濟增速開始下滑。而2013年之后,整體土地需求下降,全國整體土地供應量也開始下滑。這種表現的本質在于,經濟發展從周期性變化轉變為發展階段和發展模式的變化。



      二是利用土地促進園區工業化的模式正在失靈。我國工業用地比重從2006年的50%下降到2015年的23%,而且不論是東部還是中西部地區,用地產出的增長率正在下滑。



      東部地區從2004年開始,工業用地占比先一步下降。這主要有兩個方面原因,首先是東部地區的工業用地存在結構性問題,大量存量工業用地沒有得到有效使用,因此中央對這些地區的指標把控相對較嚴;其次是東部地區產業轉型升級較早,用地需求有所變化,不再過度依靠這一模式。



      對于中西部地區而言,同樣是從2004年開始工業用地的供應量增加。但中西部地區的問題在于,當地依靠園區低成本工業用地供應的模式,所帶來的招商引資、就業、稅收等方面增長效率不如東部地區。



      三是以土地促城市化的模式,正在醞釀金融風險。城市化的核心是資本來源,是建設城市的錢從哪里來的問題。我國上一輪的快速城市化,跟這套土地制度密切相關。在這套模式下,城市化資本來源主要是利用土地招拍掛制度和2008年開始的土地抵押融資模式兩種方式。



      這套模式正面臨三個問題,首先是城市化的成本正在快速上升,征地拆遷和城市建設支出在土地出讓總收入中的占比持續上升;其次是地方政府債務問題,地方政府債務中接近一半是承諾用土地償還,而土地的估值和升值情況難以支撐債務的償還;最后是城市發展的融資成本也在快速上升。



      因此,以土地促城市化的這套模式,從目前來看,是不可持續的。



      《21世紀》:這是否意味著我們已經到了改革的關鍵窗口期?



      劉守英:這要從城市和農村兩個角度去看。



      首先,土地改革的一個重要任務,就是服務我國的大規模工業化和城市化。對于這套政府主導的以地謀發展的模式而言,繼續推行下去的收益下降,成本和風險上升,各方對這套模式的認識發生了變化,改革的阻力自然而然就下降了。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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